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和赖博士直接对话。我首先联系到了塔特姆教授（A.J.Tatem），他帮我联系了赖博士。你的专业是地理与环境科学，研究人群迁徙的季节性流动与传染疾病防控的关联，可否谈一谈这个课题是否和某些国家的数据库基础设施建设有关？
赖圣杰：我属于英国南安普顿的WorldPop研究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团队差不多有四五十个人。Tatem是我们团队的头。我本科是武汉同济医学院毕业的，学的是公共卫生学院的预防医学专业，所以对武汉的情况很了解；硕士是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读的，和传染病和流行病学相关，后来就留在了中心工作了好多年，我是在2017年离开后，来英国读了地理学博士，主要还是和传染病和流行病学相关，即人口的流动和传染病的关联问题。
你提到的数据库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而且需要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来验证假设是否精准，比如要分析传染病是否和气候环境足够相关，这就需要对应的地理环境的空间分布的数据，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和数据分析中心。
但我们本身不产生数据，我们是从别的来源搜集数据或者采用二手数据，比如武汉对人群流动的管控用到了百度地图和腾讯的人口迁徙数据，这些平台公布的数据都可以为我所用，而且我们还可以跟不同的医疗机构进行合作，验证我们的想法和假设。
Worldpop根据手提电话数据、航空数据等数据，分析近6万个武汉人于封城前两星期，乘搭飞机离开武汉的路线图。估计有834名受感染者由武汉离开至382个非中国城市
观察者网：如果是这样的话，某些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差，相应的数据搜集和积累能力不足，会不会很影响你们团队在某些区域的研究分析，比如在非洲？
赖圣杰：电信设施其实很多都做到了全球覆盖，比如沃达丰和orange等等，有统一的数据服务中心，在非洲很多国家也布置了一些。所以说我们要掌握基于通讯方面的数据并不会很难，我们这个团队在非洲也做出了很多成果。反倒比较困难的是在发达国家，因为这涉及到数据隐私的问题。所以疫情到来之后，一定要把数据“去隐私化”。很多西方国家担心有信息泄露的风险，欧盟隐私数据保护条例非常严格，所以要拿到相关数据不得不提交一些报告和审查，程序是非常繁杂的。
国内的信息保护机制也是越来越健全，我们之前也和国内的通信运营商有些合作，但问题是其数据中心都分布在各个省份，没有汇总全国情况的服务中心，想得到这部分数据确实是很难的。但是通过一些手机APP，即用互联网公司公开提供的数据相对利用起来更快一些。时代毕竟在变化。
另外一点不得不说，这还涉及到信息费用的问题，在国内曾经想去跟移动和联通合作，但是他们的开价很高。我们也曾和谷歌和非洲当地的通讯运营商合作过，最终以自愿的方式无偿分享数据，但毕竟还有数据加工的人力费用成本。总的来说，我们不倾向于买数据，首先这个价格会很昂贵，而且还涉及到不同团体的利益冲突。
观察者网：可否谈一谈WorldPop团队目前研究遇到的困难还有哪些？
赖圣杰：很多问题是普遍性的，也不单单是我们团队遇到的，即数据的整合。比如地理空间与人口数据的整合分析。例如，手机的数据一般只能覆盖成年人，无法涵盖到很多幼年的小孩，也就是说做不到覆盖全人群，由此造成的模型偏差需要进一步去阐释，这和人口普查不一样，我们只能尽可能掌握最大的样本，但毕竟还是有误差和偏移；另外我们要考虑这个数据是怎样产生的，它毕竟不是从黑箱里出来的，是否足够能阐释科学问题等等。比如武汉市人口流入流出的数据全貌还是需要和最后全国各省市确诊人数的数据比对，空间和时间相结合，来验证当初我们的假定精确率有多少。所有的传染病预测模型都像天气预报一样，也是不可能百分百准确的。
英国当地时间2月27日下午一点多，赖圣杰博士接受了观察者网的采访
观察者网：2月27日，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说的一句话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疫情的预测，我们首先考虑中国，没考虑国外，现在国外出现一些情况，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请问赖博士如何解读钟南山院士的这句话？
赖圣杰：钟南山院士是对整个就是做了一个评估，认为中国未必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会让学界关注更多的可能性。但目前就“病毒来源”这个主题来说，都只能算是一种假说和推测，我个人不敢妄言。就好比我们之前提出来的“零号病人”这个概念，如果这个概念能够得到厘清，那么也就能部分回答钟南山院士提出的问题。追查病毒来源，做出让人信服的结论我觉得还为时过早。
观察者网：最近一个星期以来，日本和韩国的疫情突然变得严峻起来，从病毒传播的路线角度分析，两国是否存在高度的人群散播的关联性？背后是否和“钻石公主号”相关？
赖圣杰：导致感染的病人也会越来越多，大量的新增病原在本地的社区中蔓延，病毒本身也有“求生的欲望”，这会导致感染的病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处理和控制的时间点很重要，很显然日本、韩国没有吸取我们武汉的经验教训，他们没有能在疫情前期这个重要的控制时间窗口，比如武汉在形势最严峻期间的一个月做好防控准备，中国已经为他们争取了时间，但他们没有及时隔离易感染人群，而且根据报道，日韩当地前几天还继续搞一些大型的人群聚集性的集会，这些都间接促进了病毒的传播。
日本大阪市的一名40多岁的女导游，出院25天后，再度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成为日本首例“复阳”病例。 图自NHK视频
谈到日韩对我们国家的影响，首先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国家的很多地区，尤其是沿海的很多省份在应对疫情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对来自国外的旅行者，应该做好来源登记，包括居家隔离14天以及旅途路线跟踪等措施。我个人来说，不太赞成对日韩游客或者商务人士来华进行旅行限制，因为我们当初疫情爆发的时候，也曾不希望别国对我们做旅行限制。我觉得这样做对控制疫情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最好的办法还是隔离和及时救治，阻断病源的传播。
观察者网：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理应有比较完备的全民健康卫生体系。但从这次疫情防控的情况看，日本政府的做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他们每天检测数量并不高，几天前只有韩国的一半，很有可能造成漏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日本给人感觉很懈怠无能的印象？
赖圣杰：这方面的新闻我这两天也只是大概浏览了一下，没有掌握到他们检测能力的细节。即使他们无法及时快速使用更多检测硬件，比如应用中国援助的试剂盒以增强每天的检测饱和度，但他们还是必须要使用传统的非药物手段。一些措施诸如对发热病人的发现和隔离，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居家观察等等是非常重要的，说白了就是抄我们的作业。下一步我们的研究就是对日韩进行定量分析，下周就会有相关的报告出来。比如我们对疑似病人早发现阶段的省际之间旅行的限制，以及居家和延长假期对疫情控制起到的效果，我们都对此做了模型分析，这算是我们目前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的分析了。
观察者网：前几天，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表示“目前只有一种药可能有效，就是瑞德西韦”，此说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议，如何评价目前还处在临床阶段的瑞德西韦的药效？
赖圣杰：我知道这个药，但是没有关注最新的临床治疗的效果，所以没办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很好的阐释。
哪怕是很普通的一个流感疫苗，从研发到临床试验再到实际应用，也是有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最快也要两三个月，而且产量也是受限的。新冠病毒的病原体传播特别快，等疫苗确实是来不及也是不明智的。新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确是人传人，而且通过呼吸道和接触传播，最管用的措施其实也还是最传统的那些，最大可能地利用时间窗口，给疫苗的研发争取时间，这正是过去这一两个月中国给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希望能有好的药物和疫苗能够研发出来。
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世界卫生组织）
观察者网：意大利目前是整个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前好像并未出现确诊病例突然增加的前兆，如果从传播人群的迁徙路线分析的话，如何分析这一现象？
赖圣杰：我们需要观察一下意大利发生疫情的地区。目前该国确诊最多的是北部的米兰和威尼斯地区，我们对此也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在上个月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现有一些输入性病例了，虽然也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其中一家医院处理失当，导致医院内的医务人员也受到了感染，影响了全国的疫情防控，意大利目前的情况和韩国日本很类似，说白了就是应对及时性以及措施是否到位的问题。
而且从报道来看，已经从意大利向外传播了不少病例了，因为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恰好就是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该国毗邻瑞士法国等国，我们根据谷歌提供的数据，发现意大利向北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最大，包括英国目前这几个病例应该和意大利高度关联。
观察者网：现在在普通大众中比较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气温的上升会抑制病毒的传播，新冠病毒也是“季节性”的，等春末或者初夏，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度可能会“自然”减弱。这个说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
赖圣杰：这应该是大家一个美好的期望，科学界还没有定论。我了解到哈佛大学的某些科研团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总的来说，这次全球疫情爆发的时间段还是太短，没有经过很明显的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所以目前判断这次新冠状病毒是否真的是“季节性”的还为时过早。
但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南半球。现在澳大利亚还处在比较热的季节，最高气温有30多度，如果病毒在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等地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传播，再加上南半球澳大利亚目前还算稳定的局面，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病毒在温度高的地区存活度比较低。
现在马上就要进行冬春交接了，而且南半球也即将进入冬季，目前我们中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就像前面所讲的，给世界各国争取了包括的时间窗口期，所以南半球的国家一定要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做好足够的准备，否则的话，病毒在南半球和北半球来回串，这就对整个世界的防控很不利了。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目前《自然》科学杂志，世界卫生组织还有欧盟下属的传染病防控中心都在讨论，到底在什么关节点上，新冠病毒可以被冠以“大范围传播的流行病”（pandemic）这个定义。可否预判一下，未来欧洲的某些大城市会不会出现封城的情况？
《自然》杂志2月25日头版，认为新冠病毒疫情进入到一个危险的新阶段
赖圣杰：所有国家的决策也要基于该国的执行能力。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决策实施能力就很高，能对某一个疑似病例进行全程追踪和隔离，但是新加坡并没有封城。措施越早，时间和人力成本就越小，对欧洲各国来说，到了封城的程度那就太晚了，而且经济损伤会很大。目前来看，这次疫情的致死率并不是很高。一开始武汉的死亡率比较高，主要原因还是医疗资源分配出现了问题，病人能否得到及时救助。对于医疗条件很可观的国家来说，他们就不需要采取封城这种手段。